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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陶淵明一生身在道中，了解他的人都能理解；但說他是修煉人，可能有些人就會有疑問，因為在他的生平記載中似乎沒有發現他有過燒香拜佛、打坐參禪，或者安鼎設爐、採藥煉丹之類的修煉活動。這個疑問的產生純粹來自對“修煉”一詞的理解太狹隘和表面化，而這種狹隘和表面化又是受到生活經驗局限的結果，因為人們在生活中或者見聞中所知道的修煉人一般都是乾這些事的。其實，“修煉”的真正內涵是修煉者基於對某一“大法”或者“大道”的學習和體悟，不斷地去掉自己心中對世間萬物的執著，一步步地提高自己的心性，最終達到該法門相應的標準。簡而言之，按照任何正法去修心都是修煉。燒香拜佛、打坐參禪和安鼎設爐、採藥煉丹當然也是佛道兩家的一種修煉方法，但那是表面的也是比較初等的方法。“大道無形”，到了高層次上以後這些方法就看不到了，一切都在“修心”這個過程中進行。修煉界還有一個說法叫做“不修道已在道中”，指的是一些根基特別好、有師父在暗中指導點化的修煉人。他們表面上沒有修煉，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修煉，更不知道自己有師父管著，但他們就能在一生中時時把握好自己，一步步地往上修。這種人如果他師父層次高，他往往不會接受任何別的法門的邀請去“進入”修煉，因為他師父不會讓他去。另一方面，由於他實際上是在修煉中，他的心性一直在提高，任何一個正法門裏的高層次修煉人都會知道他是一個修煉者，或者至少知道他是一個心性很高的修煉的“好料子”。用以上所說去檢查一遍陶淵明一生的行跡，特別是看一下我們下面要提到的陶淵明與“白蓮社”的一段瓜葛，就容易明白陶淵明確實是一個修煉人。

陶淵明天生好道，本性自然，對塵俗的生活有一種本能的迴避，特別喜歡山林中遠離塵囂的隱居生活[3]；他二十七歲詩開始田間耕耘，一生中絕大部份時間都是在田園生活中度過[4]，並且一遇農閒之時就喜歡關上柴門，一個人呆在空寂的茅屋中摒絕雜念，獨自養神[5]。他曾在29歲時因為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貧窮而難以養家，去作了個州祭酒的官，但後因不慣官場生活而辭官歸田[4]。他有一個很好的妻子，與他志趣相投，很能吃苦耐勞，經常與他一起在田間勞作[6]。在他35歲時，又迫於生活壓力而去作了個鎮軍參軍的官，六年後到離家不遠的彭澤縣當了縣令，但九月去十一月就請辭回家，時年四十一歲，他那首非常有名的《歸去來兮辭(並序)》即作於此時。從此以後，他便居家不出，直到63歲時去世。

陶淵明（公元365—427），一名潛，字元亮，東晉時的偉大詩人和文學家。他的詩文在藝術上可稱“自然”，在風格上說得上“真”，是古往今來唯一的一個這樣的詩人。他的散文《桃花源記》是公認的千古名篇；“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一詩是人人推崇的極品。他的詩大家都能看出是清淡而純真的，但有的人覺得欠雕琢，稱之為“渾金璞玉”[1]，有的人覺得不夠“文”，而北宋大詩人、大文學家蘇軾卻認為他的詩都是寶貝，並且破天荒地開創了“今人與古人和詩”的先例，為陶淵明詩中的109首寫了和詩！不僅如此，他還用陶淵明的詩來給自己醫毛病：身上哪裏不舒服，就拿起來讀一首，還舍不得多讀。他還聲稱，陶淵明以後的詩人中沒有一個比得上陶淵明的[2]。

王勃的修煉道路到此應該是很確定的了：由醫而入道，由易而提高；又都是超凡入聖的人在親自指導或者夢中點化，並且已經修到看淡紅塵、放下名利、守道不移的地步。他毫無疑問地應該是一個道家的修煉人了。然而，他偏偏在“一而再”地讓我們驚訝之後，又“再而三”地讓我們再驚訝一回：他又全心全意地修起佛來了！

王勃曾說自己“最初是學的周禮，偶然也喜歡讀儒家的東西，後來讀了道家的書才感到與自己的真性吻合了”[19]。他在《益州夫子廟碑》中對於孔子的稱讚是耐人尋味的：“聖人之設教也，……成變化而行鬼神，觀陰陽而倚天地，……索眾妙於重玄，篡群徽於太素。”又引《易經》說：“聖人以神道設教而萬物服焉”[24]。他是站在道家的角度把孔子往上拉，而後世、特別是宋代以後的“大儒”們都是站在儒家低層的理上把孔子向下扯。然而，後世的人大都認為這些“大儒”們是在繼承和發揚孔子的博大思想！

王勃從小就是個有孝心的孩子。父親對他很慈愛，並經常教導他說，“人子不知醫，古人以為不孝”。他便牢記心頭，暗中到處查訪良醫，希望學一手好醫道，作個孝子。在公元661(或660)年，當他才十一、二歲時，便令人驚訝地碰到一個遠遠超過他期望的絕好機會：在長安遇到了曹夫子。曹夫子名元，字道真，自稱是京都的人。他能象扁鵲那樣從遠處觀望人的氣色，清楚地透視人的五臟六腑；還能象華佗那樣作開胸洗腸一類的大手術。根據他收王勃為徒後講述自己的師承，他實際上是《黃帝八十一難經》的直系傳人。該書是上古秘籍，由歧伯傳給黃帝；黃帝往下傳時又經過了53個傳人才傳到曹夫子手中。在這53個傳人中，就有第三十六個傳人扁鵲，並由他首次釐定了原書章句；還有第四十六個傳人華佗。曹夫子雖然醫術高超入神，但他小心謹慎，很少有人知道他。他和王勃見面時輕輕地拍了他一下並說道，“無欲也”。王勃再次向他下拜，誠心作他的徒弟。這件事情家裡的親人也沒讓知道。曹夫子教他《周易章句》、《黃帝素問》、《難經》，還有“三才六甲”、“明堂玉匱”等等，一共學了十五個月。分手時他對王勃說，“陰陽之道不能隨便向人講，針灸技藝不可隨便傳授給別人；不要得意忘形地顯示自己，應當不露聲色地自我提高”。王勃遵照師訓，自己悄悄地又學了五年，終於“有升堂睹奧之心”，最後“鑽仰太虛，導引元氣”，覺得自己身體中的污穢全都沒有了，內精澄明，因此產生了放棄常人生活、修成神仙的願望[10]。

王勃（公元 650─676），字子安，是“初唐四傑”之首(“王楊盧駱”，即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他的詩風格清新，他的賦更使他是初唐一大名家。他與盧照鄰等人都試圖改變當時“爭構纖維，竟為雕刻”的詩風。他在27歲時所寫的《滕王閣詩序》是詞賦中的名篇，序末所附的《滕王閣詩》則是唐詩中的精品，且詩中手法對後世詩人頗有影響。至於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詩，更是公認的唐詩極品，其中“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兩句是唐詩中最能滲透古今、撼動人心的千古名句。

如果說前二件事作者寫得還比較隱晦，那麼第三件事對妙玉的內心世界卻非常明白、直接地寫了出來。書中寫道，一天，寶玉去看四妹惜春，忽見妙玉也在，正專心下棋，妙玉猛抬頭，看到了寶玉，寶玉忙問候，“妙玉忽然把臉一紅，也不答言，低了頭只看那棋。寶玉自覺造次，連忙陪笑道：‘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們在家的俗人，頭一件是心靜，靜則靈，靈則慧。’寶玉尚未說完只見妙玉微微地把眼一抬，看了寶玉一眼，復又低下頭去，那臉上的顏色漸漸地紅暈起來。”此處兩次寫妙玉臉“紅”，維妙維肖地寫出了妙玉見到寶玉時的驚喜、羞澀、激動……接著書中又寫道，妙王當晚回去，坐到三更過後，下了禪床，出到前軒，但見雲影橫空，月華如水，獨自憑欄站了一回，忽聽房上兩個貓兒一遞一聲嘶叫，“那妙玉忽然想起日間寶玉之言，不覺一陣心跳耳熱，自己連忙收攝心性，走進禪房，仍到禪床上坐了，怎奈神不守舍，一時如萬馬奔騰，覺得禪床便晃盪起來，身子已不在庵中……”後來妙玉中了魔，眾尼忙作一團，請了很多大夫醫治，一時鬧得滿城風雨，賈府上下無人不知。但其中的原因，只有惜春知曉，當消息傳到惜春的耳中時，書中這樣寫道，“惜春聽了，默默無語，因想：‘妙玉雖然潔淨，畢竟塵緣未斷……哪有邪魔纏繞，一念不生，萬念俱寂。”這位自幼就要當尼姑，最終真的因為出家修行而得以從家族厄運中解脫的賈府四小姐，確實頗通禪理，一語道破了天機。

三、慈悲心不夠

下面讓我們逐條回顧點評。

妙玉是《紅樓夢》中大觀園內的一位年輕女尼，金陵十二釵之一，與元春、黛玉、寶釵等人同列金陵女子正冊。她姿容美麗，聰慧過人，才華出眾，才貌不在黛玉之下，正如書中所說：“氣質美如蘭，才華阜比仙。”妙玉本是蘇州姑娘，出身書香仕宦之家，因從小體弱多病，百治無效，父母只好忍痛將她送入寺廟，帶發修行。由於用心修行，不久百病全消。後聽說長安有觀音遺跡，於是隨師到了京都，暫住城外牟尼院中。不久師父圓寂，妙玉本欲扶靈回鄉，而師父臨終遺言：“在此靜居，後來自然有你的去處。”（看來師父已有宿命通，可預知後事。）果然，不久京城內第一富豪之家－－賈家又錦上添花，其家的大小姐元春（寶玉的姐姐）被當時的皇上封為妃子，並批准可以回家省親。為了迎接這位皇妃，賈家修建了一座無比美麗壯觀的花園即大觀園。園內諸景齊備，其中一景是一所雅緻的道觀，取名櫳翠庵。賈家已買下二十個年輕俊美的小尼、道姑充實其中，又聽說城外牟尼院中新近從南方來了一位“文墨極通，模樣極好”的年輕女尼，於是賈家鄭重地寫了請帖，並用車轎隆重地將妙玉接入大觀園。

修煉是很苦的，特別是在常人看來不但很苦，簡直就沒法堅持下去。但許多修煉人能夠一生堅持下去，除了厭世離俗、追求完美的生命境界這顆寶貴的“道心”之外，修煉中的“樂”和古往今來其他修煉人的修煉事蹟也是激勵修煉者不斷精進的強大力量。

有一次，修道的朋友從高入雲霄的“碧澗蒼松”上採到了一些稀罕的“松英”，幾個道人連夜制成五粒“松英丸”，早上派人給他送去。他在家中布置了“道場”，“齋戒”之後才服食“靈藥”。服下後便“獻詩代啟”表示感謝，並盛讚其功效：自覺身心已經大變，不但從此不沾“葷膻”，而且對“人事”的看法都變了，連看到自己的官印都覺得是“與心違”的東西了；另一次是吃黃精。黃精是一味中藥，藥用其根，《神農本草》上列為上品，屬於“久服輕身延年”的一類藥。道人們在“西山”把黃精根子採回來，經過“九蒸”九曬後，於半夜子時開始以適當火候熬煮，煮得滿屋“馨香”。韋應物服食後也是激動萬分，覺得自己已非“俗士”，已經遊心“物外”，並且希望最終“脫印綬”棄官修道，“永與天壤存”，修成得道。[15]從後來韋應物一生道心堅定的事實來看，這兩次服食“靈藥”即使沒有他描述的那種戲劇性的奇效，至少也應有可見可感的明顯效果。

然而塵網的束縛卻不是那樣容易打破的。心裡想走，環境又不讓走，這就是矛盾。對於修煉人來說，就是提高心性和層次的機會。韋應物在這個矛盾的時起時滅中磨練了十多年，直到他54歲時卸任離開官場、定居永定寺裡的“永定精捨”為止。在十多年的矛盾衝突中，他不斷地運用自己對“道”的理解來寬解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解決了衝突，同時不斷地提高了自己對道的認識：作什麼事情只要守著自己的“真性”，生活上只求衣食足，“道”可以適應任何地方，只要不以身為累，保持“玄虛”妙理就行；我對世事與心的態度，就像順水漂舟一樣，並不著力去逆水倒行；雖然身在“世網”中，但常懷“清靜”之心，晚上與高僧同宿時都想不起要討教處世的方法了；清靜無為，一顆淡泊的“道心”在時光的流逝中寂然不動，沒有什麼事時便虛掩著門獨自修心；在清幽喜人的環境中焚香打坐，靜意“澄神”，“公門”中幹的當然是常人中的事情，但修道之心在哪裡都是一樣的；只要心中不是執著於當官，就是喧鬧的環境中也能以道心幽然靜處；有時正在堆了一桌的案卷中忙碌著，偏有山寺裡的僧人來訪。他從靜裡來，我在鬧中忙，但都可不離禪境。修道本來就講“空”講“無”，無失“無得”，就是“得魚忘荃”也是多餘的說法，並未全空；只要心中放得下來來去去的俗緣牽掛，所作所為就可與世間事和諧而不悖；心中虛空無物，自然澹泊無求，環境也變得安靜，世俗的妄念也就消失了。在塵世間也一樣能修道，人在世間的“跡”就像“車轍”一樣，不能執著，但也用不著討厭和迴避。[14]

雖然韋應物青少年時代過的是花天酒地、極為奢侈的宮廷生活，但下定決心要抱素守樸地修煉後，他竟能真地安於淡泊、節儉的生活，希望享受隱居耦耕的農家樂。他在善福精捨裡居住時，除了一些必需的日用陶器和一床單被外便一無所有；一個人寂寞獨處卻能高興得起來，甚至樂不思蜀、沒有必須辦的事情就不回城裡去；作為做官的人，在“形跡”上要“拘檢”一些，但對於世間俗事卻淡然無心；他對山水景物特別地喜愛，一入山林便要在那裡居住一段時間；陶淵明真能放下官場生活而去當老百姓，使他十分羨慕，他也希望有一天自己能罷官不作、到山裡去修一棟茅草房；在郊外看看莊稼，走過一片荒廢的村落去採菊花，這時他真希望象長沮、桀溺那樣兩人共同耕種，心志淡泊地過著一塊田一間茅屋的農家生活；他所想往的田家樂就是有一點酒喝，其它事情不必掛懷，種植的莊稼都有個好收成，大家能高高興興地過日子。[11]

生活中的大起大落，身體上的壯年早衰，把他推入了思考和轉變的旋渦中。從自己的生活經歷和思考中，他終於認識到世間名利聲榮都如“糞土”一樣，不但不足求，而且骯髒污染人；再回頭看世人，都和自己過去一樣，不知“自省”“自悟”，一生中營營苟苟，深陷在沒完沒了的對慾望的追求中，整日奔忙“馳謝”，就像突起突息、行蹤不定的陣風“驚飆”一樣；人在迷、悟之間的徘徊，就像自己醉酒時的狀態一樣：對著好酒一喝醉，什麼事都不在乎了，“百事何足論”。生活中偶然的啟悟就像“遙見青山”一樣使人暫時醒過來，但往往還沒來得及抓住時機、悟出迷局時，卻又重新陷入昏昏然的迷態中；和每一個剛剛發心入道的人一樣，他感到了這個世界的“淫濁”不潔：那些修煉成道的純潔美麗的仙人是絕不會讓自己的“龍車”降落到這個污穢的世上來的。[7]這樣髒的地方就走唄。由跳出世俗的圈子而看清世俗的污濁，從而生出厭離之心，這正是古往今來許多入道者的共同起點。

韋應物（公元 737─792），是唐朝代宗大歷年間(766--779)有名的詩人。他的詩以寫田園風物而著稱，是繼陶淵明、二謝和王維、孟浩然之後的又一個田園詩名家；而他自成一體的簡淡古樸、澄澹空靈的詩風，則是唐代詩人中非常接近陶淵明的一個。

更為重要的是，“修煉”是修人的心，完全與“皈依”之類的儀式無關。任何人只要能依照正信、正念和正的法理去不斷地提高自己的心性、改善自己的言行，他就已經在修煉中了。當然，許多真正修煉的人會隨著自己心性的升華和對法理認識的不斷提高而產生某些超常的功能和體驗(現代研究者稱為“宗教體驗”)。從孟浩然的詩中我們發現其心性的變化以及超常的功能和體驗也是隨著修煉時間的增加而明顯地在變化著：開始時只是對法理的理解加深了，體會到捨“塵念”、“合真如”，世間“一切是虛假”；隨著長期打坐，特別是“閉關”靜修，天目漸開，眼前有一些異象出現，初次體驗到“靜者妙”，但還不能看到另外空間中完整的信息[23]；當天目完全打開時，完整的、多生多世的信息蜂湧而入，令人應接不暇：自從自己生命產生以來已經許多劫了，有時看到往世事情，就像回憶兒時在沙灘玩沙一樣。看到自己善行而生功德，更加堅定了修煉的“道心”。靜坐中自己向各層天界靠近，空中瀰漫著天花散落的異香[24]；當定力進一步加強時，整個身心和靜中所見境象融合一體，能體悟到玄妙的法理，但卻很難再用語言來敘述，進入了“忘言”的境界中；此時外塵已經很難干擾，打坐中聽到“猿嘯”也不分心，反而使“塵外心”更加清淨；看到修為很高的高僧，會看到其“蓮花”一樣“淨”的內心，知道其“不染心”一塵不粘[25]；天目用久了，便不再覺得新鮮，也漸漸地沒有了對於“看”的執著。再加上對“無為”的深入理解，希望“觀空”而對“有形”的境象漸生厭倦；此時只想把身心置於一無所有的“虛寂”之中，保持心境永遠“閑和”的極高境界[26]。

孟浩然有許多道家和佛家的朋友，因此佛道兩家的思想對他都有很大的影響。他的入道過程也像其他許多人一樣，是一個對修煉的認識逐漸提高的過程。從道家這一方面來看，他開始只是有“去煩惱”、學“長生道”的願望，這也是常人這一層次中最容易看到的修煉的神奇之處；他也談到了養“浩氣”、利用“五行”理論的辟谷，並進而“養恬素”，一個人白天獨坐冥想，以此領悟修煉的道理；最後他談到了“玄妙理”和“坐忘心”。他曾經想作一個“羽人”。直到晚年，王昌齡來拜訪他時，他還提到自己喜歡看“神仙”和“山海經”之類的道家書籍[19]。

類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對更美好境界的不斷追求。厭世和離世的思想就是通向修煉和“返本歸真”最自然的階梯。孟浩然開始讚譽修煉和修煉人：“象莊子那樣的‘傲吏’決非平凡之人，世間的名士、‘名流’應該是那些修煉界的‘道流’”；“有誰不仰慕那些成道的神仙呢？”並且他還廣交修煉界的朋友，談到他們時也總是帶著崇拜的口吻：“我那位‘家在鹿門山’的朋友，手中拿著白色的羽毛扇子，腳上穿著青色的芒鞋，經常在山澗的水邊悠遊”；在陪李侍御拜訪聰禪上人時，“我看到石頭砌成的房間裡好像從來沒有人來過，而禪師的繩床上卻有一隻老虎正在睡覺。”“太一子是一個在天台山修道的朋友。他住在‘赤城’附近，每天‘餐霞’食氣，不食人間煙火。”“我曾經親自去天台山拜見他，得知他經常在雞鳴日出之時與仙人相會。他雖住在赤城中，但逍遙自在、隨意遨遊於白雲霄漢之間。連他居處的莓叢和苔蘚一類植物都與人間的不同，而瀑布則是他與塵世隔絕的界標。我真想永遠悠遊於那樣的境界中啊！”[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