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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盛會也許只是給陀思妥耶夫斯基苦難一生的回報與安慰而已，榮譽的光輝尚未消失，但命運之神似乎無情，第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去世了，他與托爾斯泰見面的心願只能留下無盡的遺憾。

而托爾斯泰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推崇備至，在讀了《死屋手記》後，托爾斯泰寫道：“我不知道包括普希金在內的全部新文學有比這更加優秀的作品。”我們可以從以下的一段話中感受那沉甸甸的份量：“我從來沒有想到要同他爭一日之雄，從來沒有。他寫的東西（優秀的、真正有價值的東西）越多越好。藝術成就高的作品引起我的嫉妒，他的智慧也使我妒忌，但是我心裏只有高興。”（托爾斯泰致斯特拉霍夫）。

當我立意要寫下一段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時，我倍感不能勝任的心虛，我的雙手無力承受兩顆偉大心靈的重量，所以我猶豫了、顫抖了。我在閱讀羅曼•羅蘭所寫的《托爾斯泰傳》時，能發現他是那麼深入托爾斯泰的思想深處，準確把握著托爾斯泰的心路曆程，我由衷地欽佩。我沒有這種資格來寫此二人的文字，但我終於又寫了，這是緣於我對他們的愛，對他們廣博心靈的愛，對他們深邃思想的愛，對他們天才的愛……，所以我又硬著頭皮寫下去，但我將永久地保留修改的權利。

這並非艾希曼個人的“獨到”辯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對法西斯戰犯、間諜、告密者的懲辦問題曾變得相當棘手，因為這些行為是符合法西斯主義下的“法律”的。戰犯就曾提出這樣的抗辯理由：他們是軍人，軍人是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他們殺人是執行命令的行為，按照當時的法律，其行為不具有違法性。

阿道夫﹒艾希曼曾經是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主要劊子手，在被屠殺的600萬猶太人中，大約有200萬猶太人的死跟他有直接的關係。
審判艾希曼，是紐倫堡審判創立的規則的延續：一個人因為接受軍事命令而犯下罪行，他將承擔作為一個人的法律責任，沒有豁免權。

六十歲的黃翔，朗誦詩時並非大陸詩人常有的一種戲劇性的嗓音，而是從聲腔咆哮，如一頭獸，怒目圓睜。這位七十年代民運詩刊「啟蒙」的代表人物，昨天（七日）與妻子瀟湘雨蘭從美國來台訪問，在桂冠出版發表「總是寂寞」、「鋒芒畢露的傷口」、「沉思的雷暴」選集。
黃翔過去遭到中共禁毀的詩作數量極多，他從十四歲第一次出版詩集之後，先後入獄六次，主要勞改的地區在貴州，八十年代曾透過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製作「中國抗暴地下文學」專輯；一九七八年他在天安門前發刊油印「啟蒙」的「火炬之歌－火神交響詩」才得以在海外發表。

比青年男女更美好的

達爾文在其生命的晚期似乎改變了信仰，對自己過去的觀點產生了悔意。達爾文去世前的一段時間內，英格蘭北地郡的霍普夫人經常在病榻前陪伴他。霍普夫人親自寫了回憶錄，記述了達爾文對進化論的最終態度。達爾文說：“我那時是個思想尚不成熟的年輕人，對許多事都感到好奇，發出了一些疑問，又提出了一些解釋建議。可是使我吃驚的是，這些不成熟的想法後來竟然象野火一樣蔓延開來，人們竟然把它變成了一種宗教”（摘自美國OK雜誌9O.３期文章 Did Darwin really believe in evolution？）

1854年至1856年間，為爭奪巴爾乾半島的控制權，英國、法國、土耳其、撒丁王國先後向沙俄宣戰，爆發了著名的克裏米亞戰爭。

卡塞爾停了一會，心想，這個手術從一開始就是個大賭博。然後，他從手術的顯微鏡看過去，看到還有一點腫瘤的剩餘物緊貼在克雷格的腦部。他知道，他得繼續賭下去──繼續在腦部更深的位置做手術。

11月下旬，卡塞爾對克雷格父母親說：“我可能對你們的兒子的病有所幫助。”他說，外科手術所冒的風險是很大的，手術效果也明朗。他所能做的，盡他所能，能除掉多少腫瘤，就除掉多少腫瘤；剩下的用γ射線刀來對付。

前景不妙。克雷格家人絕望了。這次他們沒把這個消息告訴克雷格。第二天早晨，馬裡恩為了緩和這種絕望的氣氛，就打開了在克雷格家的幾個航空郵包，隨意地拆開卡塞爾寫來的信。她看著看著，一雙手就顫抖起來。“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叫道。

當1989年11月7日這個盛大的夜晚來臨時，虛弱不堪的克雷格參加當地足球俱樂部舉行的儀式。三百人出席了儀式，當地郵局局長把打破世界記錄的那一張第1,000,266號明信片遞給了克雷格。當克雷格說“謝謝你”時，全場唱起了《因為你是個非常好的小孩》這首歌。

1989年1月17日，克雷格手裡拿著象徵幸運的長毛絨玩具象，被推進了手術室。馬裡恩和厄納在他的身邊。馬裡恩輕柔地唱起了克雷格最喜愛的一首歌：《我只想唱我愛你》。

克雷格•捨戈爾德是個英國的九歲男孩。

薩爾瓦多·達利（1904－1989）是20世紀超現實主義畫派的巨擘。1904年5月11日出生於西班牙東北部加泰隆尼亞省的小城菲格拉斯。達利從小熱愛繪畫，並對生活周圍異常的、新奇的事物具有高度的敏感。1919年，年僅15歲的達利的作品在菲格拉斯劇院展出，受到了評論家的重視。1921年，他進入馬德里聖費南度美術學院就讀，但是學院傳統的教學無法傳授給他渴望學習的東西，他潛心鑽研，探索畢加索、莫朗迪、基裏柯等人的藝術，大受啟發。達利在1929年參加超現實主義運動以來，給予藝術世界極大影響，創作出《記憶的延續軟鐘》、《慾望的幽靈》、《納希瑟斯的蛻變》、《原子麗達》、《帶抽屜的米羅維納斯》等等驚人視聽的作品。他的創作理念，是從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的潛意識和偏執狂的批判方法發展而來。戰後他則透過宗教與原子物理學的觸發，在構思上力求接近"超合理性"的世界。

他在流亡期間也關注著世界上被壓迫的人民。1860年，英法聯軍焚燒圓明園，他寫信痛斥聯軍是強盜，譴責他們毀滅東方文化的罪惡行徑；1862年，法軍入侵墨西哥，他寫信號召墨西哥人民進行抵抗；1863年，他支持波蘭人民反抗俄國沙皇的鬥爭；1868年，他在瑞士洛桑主持世界和平大會。凡此種種，都表明他宣揚的人道主義並非空談，而是貫徹始終、身體力行。

雨果始終在君主立憲制度與共和政體之間搖擺不定。他在1848年總統選舉中支持路易·波拿巴，後來又成為國民議會中左派的領袖。1851年路易·波拿巴發動政變、恢復帝制，稱拿破侖第三。雨果發表演說，鼓舞民眾起義反抗，遭到鎮壓後被迫化裝成一個排字工人逃到了比利時，接著又先後居住在英國的澤西島和蓋納西島。這段經歷使雨果的思想發生了根本的轉變，在流亡國外的19年期間，他寫出了《小拿破侖》（1852）等揭露拿破侖第三的檄文，同時緊密配合現實的政治鬥爭，發表了辛辣諷刺拿破侖第三背信棄義的《懲罰集》（1853）、題材多樣的《靜觀集》（1856）和大型史詩《歷代傳說》（1859）等詩篇，改抒個人之情為抒民族之情、抒愛國之情，吹響了反對專制統治、歌頌光明和進步的鬥爭號角，同時使用富有表現力的跨行，大膽地改變了音節的頓挫，使這些感情奔放、想像奇特、色彩瑰麗、形象豐富的詩篇成為浪漫主義詩歌的傑作，雨果也因此而成為傑出的民主鬥士和法蘭西不朽的民族詩人。

雨果是在20年代逐漸從保守立場轉向浪漫主義的。1827年，雨果發表劇本《克倫威爾》，他在序言裏猛烈抨擊了古典主義的種種清規戒律，主張自然中存在的一切都可以成為藝術題材，並且提出了美醜對照的審美原則，從而使這篇序言成為浪漫主義文學運動的宣言。他的劇本《歐那尼》的上演，標誌著浪漫主義對古典主義的勝利。他的一系列劇本都是與古典主義的規則針鋒相對的，例如《瑪麗蓉·德·洛爾墨》（1831）歌頌了平民出身的青年狄傑和妓女瑪麗蓉的愛情；《國王取樂》（1832）寫平民姑娘愛上了喬裝的國王；《瑪麗·都鐸》（1833）裏的王后愛上了寵臣，而《呂伊·布拉斯》（1838）裏與王后相愛的竟是一個僕人等等。

在近代的世界上，只有西歐最為發達，而法國又是西歐的一個中心。它在17世紀成為西歐最強大的封建君主制國家，以後出現了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拿破侖帝國、1830年的七月革命和1848年的二月革命、普法戰爭、巴黎公社等等，這些人所共知的歷史事件，都使法國成為令世人矚目的中心，影響著歐洲乃至整個世界。
19世紀是法國社會最為動蕩的時代，但是動蕩不安的社會生活正是產生種種文學思潮的溫床，所以對於文學的發展來說，19世紀又是法國文學史上最輝煌的時代，雨果、巴爾扎克和左拉等光輝的名字，也正是由此傳遍了整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