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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老年患有痰火這症，雖服藥，難以除根。太醫院囑飲陽□茶，並須用長江瞿塘峽水煎烹。因蘇東坡是蜀地人，王安石曾相托於他：“倘尊眷往來之便，將瞿塘中峽水攜一甕寄與老夫，則老夫衰老之年，皆子瞻所延也。”

北宋名相司馬光並非一直春風得意，在他失意賦閑在家時，他曾一度消沈。好在他熱愛讀書，喜歡交朋友，與友人一起舉杯小酌，談古論今，時光也好打發。

三、鞏固封建統治秩序和整頓加強軍隊的措施，有將兵法，保甲法、保馬法以及建立軍器監等。

二、調整封建國家、地主和農民關係的政策，以及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和農田水利法。

一、供應國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輸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慶歷新政失敗以後，宋朝嚴重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並未緩和，積貧積弱的局面仍在向前發展，統治集團感到危機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聲在一度沉寂之後，很快又高漲起來，終於掀起一次更大的變法活動。

宋仁宗採納了這些意見，連續頒布幾道詔令，規定：1、改革文官3年一次循資陞遷的磨勘法，注重以實際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員，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稱職者和在任犯罪者。2、嚴格恩蔭制。限制中、上級官員的任子特權，防止權貴子弟親屬壟斷官位。3、改革貢舉制。令州縣立學，士子必須在學校學習一定時間方許應舉。改變專以詩賦、墨義取士的舊制，著重策論和操行。4、慎選地方長官。由中書、樞密院慎選各路、州的長官。由各路、州長官慎選各縣的長官，擇其舉主多者儘先差補。5、改進職田法。重新規定官員按等級給以一定數量的職田，調配給缺乏職田的官員，以「責其廉節」，防止貪贓枉法。6、「減徭役」。將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陽東〕的五縣廢為鎮，又析王屋縣（今河南濟源西）並入河南府，以精簡鄉村投入。范仲淹、富弼提出「厚農桑」，「修武備」等建議則並未實施。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蘇州吳縣（今蘇州市）人，幼年喪父，家境貧寒，但他刻苦讀書，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進士及第，開始了宦游生涯。他在當地方官時，很注意興修水利，興辦學校，關心時政得失，獲得清正的名聲。宋仁宗天聖六年（1028年），上書言朝廷得失，民間利病，為宰相王曾所知，晏殊薦為秘閣校理。景祐二年（1035年）權知開封府，當時輿論認為「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景祐三年，范仲淹上百官圖諷刺宰相呂夷簡任用親信，又上書譏切時弊，希望宋仁宗不要一味信任呂夷簡。為此范仲淹被呂夷簡指責為離間君臣、引用朋黨，被罷去權知開封府事。從此朋黨問題成了宋朝統治集團鬥爭的一個重要內容。在范仲淹遭受排斥時，挺身而出對他表示支持的，有餘靖、尹洙、歐陽修、蔡襄等一批位居館閣清要職事並以文學知名的人士。余靖上疏為范仲淹申辯，尹洙則上疏表示以能同范仲淹朋黨為幸，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讚譽范仲淹、余靖、歐創修和尹洙，諷刺不能為范仲淹申辯的諫官高若訥。當時儘管支持范仲淹的人都被罷官，但鬥爭卻沒有因此而停止，不斷有人上疏要求復用范仲淹，反對用「朋黨」的罪名堵塞言路。歐陽修還作了著名的《朋黨論》一文呈獻給宋仁宗，分析了朋黨之說自古有之，君子、小人都各有朋。凡小人之朋得勢，就會以朋黨為名排斥君子之朋，國必亂亡，要求宋仁宗以歷史上的興衰治亂之跡為鑒，「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這些所謂「真朋」與「偽朋」的對立，實質是當時要求改革新朝政的勢力同守舊勢力的鬥爭。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慶歷年，已經統治了80餘年，其間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趨尖銳，財政危機日益加深。宋初以來，大官僚大地主階級竟相兼併土地，造成「勢官富姓，占田無限」的嚴重局面。土地集中的過程，就是農民們傾家破產、流離失所的過程。同時，宋初一些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政策和措施，逐漸轉化成為它的對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費」與日俱增，使宋封建國家陷於積貧積弱的局勢中。

《通鑑》所記上起三家分晉，下迄五代之末，其中戰國和五代皆為動盪分裂之世，司馬光以此為起迄，是想借前代的動盪來警戒後世君主，故此書所記以亂世為多，而少記治世。如單單秦二世三年的歷己佔去《秦紀》一半之篇幅。另外，又詳記各代的民變，尤其是秦、漢、隋、唐這些大一統時攸的民變，好讓君主以此為鑑，如唐末之黃巢之亂，就佔去了五卷之多，而於選擇史料方面，乃以政治為主，其他如軍事，經濟、制度等均不被詳述。這因此書所記是以帝王為中心，與帝王統治有關之事，如魏徵的諫書、陸贄的奏議等，就記載得十分詳細；但相反，與之無關的如高士隱士之類、俊偉卓異之說就不被記錄。另外，歷代所謂「仁、英、武」的君主，受人尊敬的賢臣和直言敢諫的大臣，均詳細記述他們的善政美事；相反昏君庸主、賊臣奸佞的醜事、惡行則盡力揭發，如此強烈的對比，也是想收警戒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