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歷新政失敗以後，宋朝嚴重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並未緩和，積貧積弱的局面仍在向前發展，統治集團感到危機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聲在一度沉寂之後，很快又高漲起來，終於掀起一次更大的變法活動。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江西臨川（今江西撫州）人。其父王益做過幾任州縣長吏，王安石在青少年時期隨父親到過許多地方，對宋朝的社會問題有一些感性認識。慶歷四年（1044年）進士第四名及第，其後在揚州、鄞縣（今浙江寧波）、舒州（今安徽潛山）、常州等地任地方官。多年的地方官經歷，不僅使王安石深刻地認識到宋朝社會普遍性的貧困化，而且也使王安石認識到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於兼併。由此王安石進一步認識到宋封建統治所面臨的危機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因此，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在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分析了宋朝內憂外患交織，財政日益困窮，風俗日益敗壞的形勢，提出了變更天下弊法及培養大批適應變法革新需要的人才的迫切性。要求宋仁宗以漢、唐兩代王朝的覆亡為前車之鑒，果斷實行變法。他還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理財思想。這封言事書受到了一般官僚士大夫的稱讚，卻沒有從最高統治集團中得到任何反應。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趙頊即位。神宗立志革新，他向元老重臣富弼等人徵詢富國強兵和制勝遼與西夏之策，他們規勸神宗，在20年內不要提及用兵二字。宋神宗從此不再倚靠這班元老重臣。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召「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的王安石入京，用為參知政事，要倚靠他來變法立制，富國強兵，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當時王安石已成為眾望所歸的人物，士大夫們大都以為只要王安石登台執政，太平可立致，生民鹹被其澤。為了推動變法，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建立一個指導變法的新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後條例司廢，變法事宜由戶部司農寺主持），並與呂惠卿、曾布等人一道草擬新法，各路設提舉常平官，督促州縣推行新法。由此在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的王安石變法，便大張旗鼓地開展起來。從熙寧二年到熙寧九年（1076年）的8年內，圍繞富國強兵這一目標，陸續實行了均輸、青苗、農田水利、募役、市易、免行、方田均稅、將兵、保甲、保馬等新法。這些新法按照內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為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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