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對佛理的精深理解反過來又使他獨具慧眼，能對佛教內部以及儒教中人對佛教的錯誤認識和作法有著特別清晰的認識，並能明白地加以剖析。他對禪宗內部南北兩派的內鬥，以及“狂禪”一派的邪誤作法有清楚的敘述：“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空有互鬥，南北相殘。”“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他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的《碑陰》上指出，許多高僧在圓寂時都有異象產生。比如夜晚間突現光明，有仙音妙樂，“笙磬之音”，周圍的許多人都能看到和聽到。這類事實很多，而“儒者”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閉口不談。
北宋時有位“儒釋兼通，道學純備”的“長老”，準備好了碑石，來請蘇東坡書寫柳宗元為六祖慧能作的碑銘(舊碑殘破後要立新碑)。據他聲稱，“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蘇東坡也說，“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諸碑，妙絕古今。”說柳宗元的碑銘“妙絕古今”沒有錯，但說他“南遷”之後“始究佛法”則是不對的。根據柳宗元的自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即永州)，吾獨有得焉。”原來對於佛教，他竟然是一位“幼兒學”，有著“三十年”的鑽研和探求。可惜一直沒有碰到過使他心服的精通佛法的人，直到貶官永州後才有了重大的突破和收穫。到永州後，除了身世遭遇迫使他進一步去深思幾十年來學佛過程中不解的問題外，他與佛教高僧巽上人的交往對他真正走入佛教修煉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10]
他初到永州時連房子都沒有，只好暫時住在永州龍興寺的廟裡並因此結識了高僧巽上人。以後他曾多次在詩文中稱讚巽上人，可知巽上人在佛法上的精研和修為是令他心服的。而在《巽公院五詠﹒淨土堂》一詩中，他直稱巽上人為“導師”，足見他是在巽上人的指導下修佛的。反過來想，能讓他這樣的“奇才”和文章聖手心服，又豈能是泛泛之輩？他後來可能幫助寺廟修了一個“淨土院”和其它建築，自己就住在那裡和巽上人修禪。他曾在一首詩中詳細描述了早上“讀禪經”的情形：“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閑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貞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余，青松如膏沐。澹然難言說，悟悅心自足。”修禪的人大多靜坐、內觀，修淨土的人喜歡大聲頌唱佛號。而他在這裡是大清早把“禪經”拿到室外去讀，並能從周圍景緻中生出“澹然難言說”的“悟悅”心態，確實有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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