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瓶賦》中表白自己“清白”的為人，希望能被人理解：“清白可鑑，終不媚私。利澤廣大，孰能去之。綆絕身破，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復於土泥。”他在《牛賦》中自我安慰地說，“人的命運有好有壞，但不是按照你的能力來安排的。千萬不要抱怨和不滿，這樣才能享受到你應有的福份。”他甚至作《懲咎賦》來表示自己悔過和自罰之心。但這一切並未使他的處境有絲毫改善。真正使他能頂住巨大磨難而沒有倒下去的，還是他對“道”的認識和理解，因為這種理解認識提高了他的眼界、開闊了他的心胸。就在他的《瓶賦》和《懲咎賦》中，他已經顯示出對於“道”的深刻理解：“歸根反初，無慮無思。”“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真。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馳張兮，出入綸經。”[6]
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一個極度聰明的奇才，被貶謫到荒遠的不毛之地，心中自有難言的痛苦。然而任何一種痛苦都可能磨勵人的意志、深化人的思考。正如後人指出的“於遷謫中始收文章之極功。蓋以其落浮誇之氣，得憂患之助，言從字順，遂造真理耳。”正是十多年的貶謫生活所帶來的大磨難，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成就了他千古文章一大家的不朽地位。宋代大文學家歐陽修不僅指出他的文才得益於生活中的磨勵，而且進一步揭示了他的文風都明顯地帶有他生活經歷的痕跡：“苦其危慮心，嘗使名聲哀。投以空曠地，縱橫放天才。山窮與水險，上下極□洄。故其於文章，出語多崔嵬。”宋代大文學家、大政治家王安石則對“八司馬”作了整體的評價，認為他們都是能在“無所用於世”的困境中“自強”的“奇才”。[7]
由於在文章上的突飛猛進，加上對佛、道、儒三教經典的精研，柳宗元一生為許多高僧寫過碑銘、塔記一類的文章，而他對佛理的深刻理解、超人的見地也通過這些碑銘塔記而得以廣泛傳播。他在禪宗第六祖慧能的碑銘中寫到：“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盪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禮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真是言簡意賅，幾句話就把佛經要理概括無遺；他在《南岳彌陀和尚碑》中則以其獨特的詩風，形象化地描述了自己對道的精微理解：“一氣回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形遊無際交大雄，夫子稽首師順風。”；他在“無姓和尚”的碑銘中說道，“生物流動，趨向混亂，惟極樂正路為得其歸。”已經從大的格局中認識到了宇宙生命的敗壞，最終只能以佛法才能拯救的結論。在該碑的“碑陰”上則說，“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明白了“向內求”“心不被外物所動”的高深法理；他又把儒家的“禮”和佛家的“律”相比較，指出其平行的作用，並且認為大小乘的分別是無意義的，“定”“慧”和“歸真源”才是終極的目的。這一超人見地實在讓人驚訝，因為佛教中許多層次極高的高僧甚至一代傳人都曾捲入大、小乘之爭，而且佛教最後也沒能擺脫分裂為大、小乘兩支的命運！除了佛教經典外，他對道家的理論也有很深的造詣。《陰符經》是一部重要的道教經典，他研讀之後撰文指出該經乃後人假托，並非黃帝之書。精於道教理論的宋代大文學家黃庭堅曾以佩服的口吻談到此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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