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中期的〈喙駒尊〉。
1980年出土於廣西貴縣風流嶺31號，西漢墓的銅馬深具漢朝特色。
馬形青銅‧西周始見
到了商代，馬成為人類社會階級的指標，商晚期的墓葬，發現有車馬陪葬的，均為大墓，墓主的身分都是王或貴族。此時的青銅器中可見乘騎之具，但在眾多模擬動物形態的青銅禮器中，卻未見到模擬馬的形象的器形或紋飾。玉器中有婦好墓中出土的兩件小品，比起自新石器時代即可見到的鳥、龜、蟬，甚至於想像動物——龍，都要少的太多。
時代約在西周中期的〈喙駒尊〉 ，一九五五年在陜西郿縣李家村發現，是已知最早的馬形青銅器物。據考證這是一個名為「喙」的人，在周王行執駒禮時得到賞賜騾駒，因此作器誌念；此器胸前有銘文九十四字，仔細記下 的榮寵，腹部的火紋（或稱圓渦紋）是唯一的裝飾，在同址出土的方彝上也發現一樣的紋飾。〈喙駒尊〉的造形正確寫實，不但足以媲美商代小臣艅犀尊，也有助於後人管窺當時雕塑的水準。只是在沒有新發現之前，這件銅器恐怕是個孤例。
不過，在中國「北方系青銅器」中倒是有比較多的例子。過去以黃河中、下游流域為中心的單一文化觀念，在近代考古驚人發現的刺激下逐漸修正，現在對中國文化的看法是：首先，早在新石器時代，現今中國疆域內就有許多不同的文化中心，各有特色，且無所謂的主從關係；其次，歷史紀錄雖以黃河流域的文化發展為主軸，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其實包含多元的文化刺激，尤其是不同時期由西、北方面來的新文化因素。這其中所包括的中國北方騎馬民族的文化，是近年來才興起的一門研究，北方系青銅器就是泛指這些民族所製作使用的青銅器具。相對於所謂傳統中國青銅器之禮器特質，北方青銅器的特色是實用性，而且常以寫實的動物形態為藝術範式。
北方民族‧生活所繫
馬，是這些民族生活上的依賴，在廣大無邊的中國北方草原上，得靠它們才能快速移動，跋涉長途，會成為北方民族喜歡採用的藝術造型是再自然也不過的。例如在北京昌平縣白浮三號墓出土的一柄短劍，時代大約是商晚期到周初，劍柄首是一個圓雕馬頭；一九八二年內蒙古寧城小黑石溝出土佇立馬形飾件，一共九件，相當於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一九八七年在北京延慶玉皇廟二二六號墓址，出土的一件春秋早期的馬形飾等等。戰國以後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其中一九七四年內蒙古准格爾旗玉隆太出土的佇立馬形竿頭飾，十足可為代表。低頭豎耳的馬兒，長尾下垂，是一派溫馴模樣，馬體中空，立於方形銎上，銎側有孔，想來是為固定用的釘孔。雖說北方民族的族屬相當複雜，並且各自有其文化特色，要進一步分辨相當困難，但其與南方農耕民族的差異卻是相同的。
擅長騎馬射箭的北方民族，自有文字紀錄開始，就一直是南方定居農耕文明的威脅，小臣艅犧尊上的銘文，就提到商與邊陲外族人方的戰事，戰國時代秦、趙修築長城，趙武靈王變胡服騎射，都是為了防禦。史記趙世家寫著武靈王為了變裝而與臣下論辯，當時爭論的是該不該因襲禮法之事，現在就另一角度來看，其實也算一場文化攻防戰。武靈王力排異議：「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遂胡服招騎射。」太史公其後的紀錄是數年後，趙便滅了腹心之患——中山國，而中山可是由白狄建立的國家。
司馬遷確實觀察到此時中國文化的變化，現代中國軍事史家認為武靈王習自騎馬民族的騎兵戰技，影響了戰爭的結果，而戰爭的結果常常是左右歷史的關鍵，新的文化元微妙地影響了中國歷史，反映在藝術上又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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