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經由伊比利(1berian)半島渡過直布羅陀海峽至非洲北部建國的汪達爾;以及在狄奧多理大王(The Great Theodoric)時聞名的東哥德滅亡後,建立於義大利北部的倫巴族,二者在史料中並未若前者一般在百姓和軍隊之間有明文規定和平相處的記載。相反地,在兩國的首都亦即迦太基(Carthage)和帕維亞(Pavia)四周,依上述可以想像一定有非常野蠻的掠奪和沒收土地的行為,但這可以說只是局部的現象。因為入侵的日耳曼人,大體而言,僅占羅馬籍居民的百分之二或三而已,並且其中直接受害的階層僅局限於大地主和中地主,因此對一般民眾的生活方式不至於造成太大的威脅。不僅如此,據說尚有不少羅馬下層殷民為躲避羅馬地主的剝削,投靠日耳曼人。
由於此種遷徙和定居的結果,使日耳曼人對土地的原有看法產生極大的轉變。亦即認為土地是永久的財產也是經營的對象,同時認為土地的擁有是保障權力的最佳方法。部族國王不僅承繼了廣大的帝國直轄領土乃至於皇帝領土,並且將土地分賜給功臣、同族和權貴,以增強其統御力。而且信奉亞略派的日耳曼人,繼承了天主教會的部分領土,因此又加上單純的主從關係,此種土
地授受的關係培育出緊密結合的關係和可能性。
由於部族國家終究是建立於羅馬帝國境內的國家,所以他們多少結合了古日耳曼和世界帝國的雙重性格。因此,此時依然尚未與不同次元的中世紀封建國家或封建社會完全融合。例如部族國家的國王,對其族民而言是國王,就羅馬方面而言,則僅是羅馬皇帝的一位官員或軍司令官而已。法律上所謂屬人主義,就是依據各部族法管理日耳曼人,而羅馬原則上依然一如往昔適用羅馬法。政治上亦然,武官和士兵以日耳曼人居多數,但掌管外交、司法、行政的文官,則大抵由接受過拉丁教育的羅馬人擔任。宗教上亦如前所述,亞略派和天主教並存,但除了建國之初即信奉天主教的法蘭克人外,宗教上彼此對立,因此想藉宗教為媒介來化解民族對立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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