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本質是什麼？這一直是個困惑人類的永恆問題。哈姆雷特的著名道白問道：“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這問題其實根本就問錯了，應該是“What is being? That is the question.”什麼是存在的本質、特別是生命的本質，大概是一個人類永遠無法回答的問題。
近代以前，無論中外，生命都給看成了一種特殊的東西。東西方都有的“靈魂”說不必去說了，在西方，自然界給分為“無機界”和“有機界”兩大類，前者可以用科學手段去研究，而後者則是超出人類理解能力的東西。等到後來德國化學家武勒首次人工合成了尿素，科學家們才由此發現，原來支配“有機界”和“無機界”的物理化學定律是同一套，這兩大界並未被一個不可滲透的“防火牆”隔開。到了１９世紀，自然科學的發展已經長足到能讓恩格斯那個自學成才的票友為“生命”作出經典定義。據我的模糊記憶，老恩似乎是說，生命的最小單位是“蛋白體”，其特徵是能夠進行新陳代謝。因此，判別“有機物”（有生命的物質）和“無機物”（無 生命的物質）便成了一種初中生都能幹的輕鬆活計，那便是看它們是否進行新陳代謝。
這個定義如果有什麼歷史意義，那便是反映了１９世紀歐洲學者們、特別是德國學者們對人類認識能力的自信。如同阿基米德想靠槓桿那種最原始的機械舉起地球似的，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都在那個相信科學萬能的時代中顯得一目了然。既然牛頓可以用數學原理來穿鑿物質的機械運動，武勒可以用化學方法來合成此前被認定是只有生物體才能產生的東西，那麼當然可以用數理化來梳理社會科學領域中的一切現像，給出一個一目了然的通解來。
有趣的是，這個經典定義使得蘇聯在現代生物學研究中遠遠地落在西方之後。一部蘇聯的生物學研究史，便是用辯證唯物主義指導自然科學研究造成的學術災難史。在西方重新發現孟德爾，把注意力集中到生物體的基因上時，蘇聯人卻把過時的拉馬克“獲得性遺傳”奉為唯物主義正宗，把一個聰明的園丁米丘林當成了科學界泰斗，把“斯大林獎金”發給偽生物學家李森科，將孟德爾－摩爾根學派的科學家送到西伯利亞去。這一切的確符合馬列主義世界觀：既然“存在決定意識”，生物的遺傳當然是由外界影響決定的，豈能由什麼“唯心主義”的“基因”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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