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選拔官吏時雖然如饑似渴，但他沒有因爲求賢而降低了標準，他是用才幹和賢能嚴格衡量的。他有句名言，「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說得很有道理。但後來的一些貪官汙吏卻以此作爲自己任人唯親高裙帶關係的藉口。在正確標準的衡量下，許多有才幹的人被唐太宗納入朝中做臣子，這包括許多原來太子李建成的手下。在李建成死後，東宮集團裏有很多人想找機會加害唐太宗，最少也是在心理上任太宗為敵人。唐太宗卻將這些人看成自己人來真誠對待，根據才幹大小委任官職，從而爭取了許多人爲其效力，魏徵的例子是最好的證明。他的直諫說明他對唐太宗是很感激的。直言進諫說明魏徵是真正的忠臣，不進諫只知道討好皇帝的人才是歷史上常出現的奸佞之臣、誤國之臣、亡國之臣。
太宗也非常重視官吏的個人品德，尤其是地方官吏的選拔更爲嚴格，他認爲地方官是代表國家直接管理百姓的，他們的素質高低關係到百姓對國家的態度。他下令，縣令由京城五品以上的官吏推薦，而刺史則由他親手選派。爲了選好刺史，唐太宗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將全國刺史的名字等情況讓人寫在了自己寢室中的屏風上面，根據各方面的資訊及時地記錄他們的功過，作爲以後考核的重要參考。另外，地方官還要在每年的年終進京述職，其政績則由吏部全權考核，最後根據平定的等級來決定升級或降級。
除了這些選拔和考核的措施之外，唐太宗還利用了在隋朝便開始實行的科舉考試制度。這使選官的途徑增多了，選擇的範圍也擴大了，爲一般的讀書之人提供了良好的機會，比原來的推薦制度更有它的合理性。有一次，唐太宗看著衆多新考中的人，高興地說：「天下的良才都來爲我服務來啦！」科舉考試分兩種，一是常舉，定期舉行，一是制舉，由皇帝決定臨時舉行，考中後，原來有官職的人便可以升官，原來沒有官職的由吏部考核之後再授予官職。後來在武則天時期，還曾經舉行過武舉，考步馬武藝，作爲武官選任的條件之一，後來在平定安史之亂中立下戰功的名將郭子儀，便是從武舉中脫穎而出的。
同時，唐太宗又精簡了機構。在隋朝時，中央的官員達二千五百人之多，李淵建立唐朝後基本上沒有變動。李世民命房玄齡負責調整精簡機構，最後確定官員的編制爲六百四十人，提高了辦事的效率，也大量地節儉了政府的開支。
爲嚴肅地方吏治，唐太宗還依照地理形勢將全國分爲「十道」，即「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然後從京城的高官中選任觀風俗使，巡行四方，考核地方官，以定獎懲。
唐太宗對人才的任用也很有特色，他能知人善任，做到人盡其才，而且是充分發揮其長處。對於歷史上有名的房玄齡、杜如晦就是一個典型，他們不善於斷案和處理雜務，但卻善於謀劃和決定國家大事，所以用爲宰相，用其所長，避其所短。而戴胄則相反，他不通經史，但做事正直，所以讓他做大理寺少卿，負責審理案件，結果他辦事異常幹練，案子從不積壓，深得唐太宗賞識。 有了正確嚴格的選官標準，加上君臣的共同努力，使貞觀時期出現了衆多賢良有才幹的名臣。
在西元643年（貞觀十七年），唐太宗讓畫師在淩煙閣畫了二十四名功臣的畫像，這就是貞觀時期的傑出大臣，其中包括我們比較熟悉的長孫無忌、魏徵、房玄齡和杜如晦，還有尉遲敬德、柴紹、李靖、秦叔寶等，連一些有名的畫家和書法家也榜上有名，如閻立本、歐陽詢。這些名臣共同促成了貞觀之治，也共同促成了盛唐的燦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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